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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函不敢發，討薪是討人情：一個包工頭的討薪困局

半月談記者 賴星 鄔慧穎

這個春節，湖南籍包工頭劉文沒有回老家過年，而是留在江西南昌討薪。

半月談記者7年前曾跟蹤采訪過劉文的施工隊變“討薪隊”的經歷。如今從農民工“晉升”為包工頭，劉文的法律意識明顯提升。今年元旦伊始，他專門請了一名律師協助討薪。但面對欠薪方，他始終沒有勇氣向其發出律師函。

“討薪不僅僅是說理講法，還有人情世故。”劉文的顧慮在于，一旦對簿公堂，雙方便徹底撕破臉，不利于繼續在當地承接工程。“上門討薪雖然卑微，但有時能要到一點。”

包工頭成“夾心餅干”

“當農民工和做包工頭，你感覺有啥區別?”

“以前只是被別人欠薪，現在成了夾心餅干，不僅被拖欠而且還欠別人。”

49歲的劉文帶領著一支200余人的施工隊。他拿出一沓勞務分包工程結算付款單給半月談記者看，目前被拖欠工程款約800萬元，其中約60%是民工工資，欠薪方既有房地產開發商，也有總承包單位，拖欠時間最久的達7年。

為了解燃眉之急，劉文先后從多家銀行貸款300萬元用于發放工資，但仍有200余萬元缺口。不久前，其中一家銀行催促劉文歸還100萬元貸款，他四處籌錢，勉強在還款日前一天還上。

“我現在是急得跳腳。”劉文帶半月談記者來到與其合作時間最長、合作項目最多的江西國金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分包方，劉文從該公司承攬多個項目。雙方核對賬目顯示，該公司尚欠劉文所帶班組200余萬元。

“現在行業不景氣，但我們堅持付農民工工資，該我們承擔的責任我們會承擔。”國金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李小茍坦承，公司雖已向銀行貸款，但也只夠支付部分工資。

“我們也是被拖欠方，僅一個知名開發商就拖欠我們11億多元。”李小茍說，因為怕結不到錢，今年都沒敢從開發商手中接項目，年前還專門派人向開發商催討欠款。

聽完李小茍解釋，站在一旁的劉文無奈表示，只希望國金公司能從即將發放的工資中勻出一點錢讓他救急。經協商，國金公司和劉文初步達成“以房抵工”的口頭意向。

“房子雖然比不上現錢，但可以抵押貸款給兄弟們發工資。”劉文手頭上捏著一張名單，上頭除了國金公司，還包括其他討薪對象。

資金源頭問題讓討薪難上加難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南昌有多個房地產項目停工。房地產市場的波動直接傳導至工程建設領域。據南昌市勞動監察局統計，2021年以來其線下受理的欠薪投訴有1000余件，同比增加約20%，多涉及工程建設領域。

“近兩年農民工欠薪問題和過去最大的不同點，在于房地產領域資金源頭出了問題，一些開發商無法及時支付工程款引發連鎖反應。”南昌市勞動監察局局長李宏宇介紹，勞動監察部門在核查投訴線索時發現，不少總承包單位來自開發商的資金進項很少。

從關系上看，開發商、總承包商、勞務分包、農民工形成建筑行業密不可分的鏈條。若出現開發商無法及時撥付工程款而導致總承包單位等無法支付農民工工資的情況，責任如何劃分?

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專門規定，“因建設單位未按照合同約定及時撥付工程款導致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建設單位應當以未結清的工程款為限先行墊付被拖欠的農民工工資”。

李宏宇解釋，從法律關系來說，建設單位和農民工不存在勞動關系，農民工和總包、分包單位才存在用工關系，但實際情況是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建設工程款被拖欠。

“勞動監察部門追究開發商的責任難度很大，我們可以對其下達整改指令。對拒不整改的，可以對其處以最高10萬元的罰款，但這并沒什么用。”李宏宇說，他們最怕的是開發商“躺平”，使農民工討薪難上加難。

與此同時，工程墊資、層層轉包等老問題仍未完全得到根治。分包單位作為支付農民工工資的用人單位，大多數預先墊付工資，一旦開發商與承包商間出現問題導致工程款延遲支付，分包單位就無力墊付，處于關系鏈條末端的農民工就成為欠薪犧牲品。

被稱為資方“緊箍咒”的工資保證金效果如何?據南昌市勞動監察局副局長李清介紹，他們主要以調解、行政執法、聯合懲戒等手段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很少動用工資保證金。“保證金數額一般只占工程施工合同額的1%，真正用起來并不夠。”

江西省總工會首席法律援助律師王惠也表示，自己所接觸到的討薪案件，很少有動用農民工工資保證金的情況。

“雖然艱難，但還是依法討薪最靠譜”

雖然討薪依舊艱難，但經過這么多年摸爬滾打，劉文還是覺得依法討薪最靠譜。

從加強部門協同到完善國家立法，我國近年來在農民工欠薪治理上不斷進步。“我們今年清欠態勢平穩，基本上能做到農民工有投訴，政府有回應，對查實的欠薪問題快辦快結。”李宏宇說，對于因資金源頭導致的欠薪問題，則需要在聯合治理機制下進一步調查，尋找解決辦法。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農民工工資發放實名制等一些好政策在落地時卻被打了折扣。“一開始進工地時，農民工都登記了姓名、身份證號用來領工資，還經常會有政府的工作人員來檢查實名制落實情況。但越往后管理就越松，總承包單位常常讓包工頭寫人數，只要總工資不超過一定金額就行。”包工頭袁大橋說。

王惠建議，總承包單位應定期將各項目農民工名單交給開發商與住建部門，住建部門應加大對項目實名制管理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力度，一旦發現未做到按月足額支付、工程款與農民工工資未分開等問題，須立即調查并嚴厲懲處;無論開發商是否“躺平”，農民工都應積極維權，因為一旦過了訴訟時效，討薪只會更加艱難。

項目完工后，工地會張貼向繳費單位返還農民工工資保證金的情況。劉文及其班組的農民工表示，他們很少留意工地告示欄，建議在公示期間，勞動監察部門能通過電話或短信的方式告知農民工，讓他們遇到欠薪問題能及時投訴舉報，真正發揮保證金的作用。

（刊于《半月談》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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