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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播客，對抗疫情帶來的孤獨

發布日期： 2022-03-22 05:31:41 來源：中國青年網

節目錄制前，寇愛哲在調試設備。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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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些居家人士的賞春體驗，是以聲音為路徑的。“槭葉鐵線蓮與房山紫堇、獨根草并稱‘北京早春絕壁三花’。”播客《日談公園》創始人李志明就在近期節目里與嘉賓聊起了“春日賞花攻略”。在評論區，不少聽眾分享了各自賞花的趣事，以及那些因疫情而錯過的春景。

播客（podcast）一詞誕生于2004年，由ipod和broadcast兩個詞語組合而成，指通過互聯網傳播由個人或機構制作的音頻節目。

自2013年參與創辦播客節目《大內密談》，到2016年另起爐灶創建《日談公園》，李志明親歷了國內播客行業近10年的發展過程，“2004年前后，國內已有《反波》《糖蒜廣播》等播客節目出現，但《大內密談》創建時，國內能叫得出名字來的播客節目還不超過20檔，很長一段時間里，播客一直處于非常平淡的狀態”。

直到2020年，國內播客行業才迎來高速發展期。艾瑞咨詢《2021年中國網絡音頻產業研究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國內新增中文播客數量7869個，同比增長412%，2021年前11月新增中文播客數量達到5068個。

某種意義上說，播客之所以能在2020年以來受到更多關注，與人們試圖以此消除疫情期間因社交距離被拉大而滋生的孤獨感不無關系。聽播客，成為對抗孤獨的一種選擇。

對抗孤獨：情感與趣緣

能提供朋友般的氛圍，是90后女生張燃最初喜歡上播客的原因，“2020年年初一個人居家辦公那段日子，房間里實在是太靜了，覺得壓抑，后來同事推薦了一檔播客節目，主播和嘉賓在節目里你一言我一語，聊的就是疫情期間的各種生活細節，很有代入感，減輕了我的焦慮，由此慢慢入了播客的‘坑’”。

兩年來，張燃在喜馬拉雅、網易云音樂、小宇宙、汽水兒等音頻平臺上陸續訂閱了40余檔播客節目，僅在小宇宙一家平臺的播客累計收聽時長便達到374小時51分鐘。

不過，張燃自認還算不上是播客“重度愛好者”。

根據小宇宙2021年11月初公布的一組數據，平臺內共有1萬名以上用戶累計收聽播客時長超過500小時，5萬名以上用戶對單個節目的收聽時長超過50小時，300檔以上播客節目被收聽的總時長超過1萬小時。

2021年4月，由連續創業者王磊獨立創建的音頻社區“汽水兒”上線，“據我們觀察，18至35歲的年輕人是播客節目的主要受眾”。

在王磊看來，播客用戶之所以黏性高，與聲音介質“無孔不入”的場景適應性和伴隨性有很大關系，“聽播客這個行為可以出現在開車、健身、做家務甚至是遛狗的場景中。從汽水兒后臺可以看到，早、晚通勤時段和深夜時分，是播客節目的3個收聽高峰”。

以情感人，展現出情緒的幽微之處，是播客節目在陪伴性之外的另一個特點。

“我們注意到有兩類播客節目比較受年輕人歡迎，一類是能提供平等、共情和獲得感的節目，另一類則帶有治愈、療愈性特點，兩類節目的情感元素都很豐富。”王磊說。

播客節目《故事FM》創始人寇愛哲認為，播客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也與聲音在表達情感上的優勢有關，“人是很難在聲音里隱藏情緒的，因此節目里講述者的語氣、口音、聲調高低都是重要信息，在剪輯時就要很小心，比如講述者在說話前遲疑了一秒，剪輯時保留這一秒停頓，更能讓聽眾接近他在這個時刻的真實情感”。

在張燃看來，趣味性也是播客節目的必備特點，“有些‘觸及靈魂’的對話，更適合獨處時聽，也能引發一些自己的思索，但像在地鐵車廂這類環境嘈雜的地方，我更希望聽到一些輕松愉快的話題，我訂閱的很多播客節目都是文化方面的，主播觀點鮮明，請的嘉賓也有趣，聽起來就很過癮”。

散落在播客節目中的各類興趣話題，宛如一條條線索，為聽眾搭建起了通往各個“趣緣部落”的橋梁。

播客制作：只是看起來輕松

2016年夏天，自中學起便著迷于收集故事的寇愛哲，決定利用在電視臺工作的間歇做一檔敘事類播客節目，這檔名為《愛哲電臺》的節目做到第七期后，他接受了孵化機構發來的進駐邀請，《愛哲電臺》更名為《故事FM》，節目意在用一個個故事去“記錄普通人與時代交匯的痕跡”。

同樣是2016年，李志明離開《大內密談》，與搭檔馮廣健著手創辦新節目《日談公園》，在節目初創階段，兩人的住處、不同城市的酒店客房甚至是朋友公司的會議室，都曾短暫充當過錄音室。

由于播客節目制作成本相對低廉，主播大多從兼職做起，“流動錄音室”的現象十分普遍，不少年輕人甚至會將播客主播作為靈活就業的一個選項。不過，上手容易，不代表制作播客是件輕松事。曾有業內人士認為，九成播客會在第七個月關停，當話題談盡、嘉賓難尋而商業前景依然無望時，絕大多數主播會選擇退出。

據王磊觀察，新生播客要更新過3期節目才算穩定，能持續更新半年，才稱得上小成。

進駐孵化機構后，《故事FM》有了固定的錄音室，節目制作流程也逐步確定下來。

“孵化期間，團隊最多達到8人，制作人和聲音設計師要在3周時間里制作出一期節目。節目完成后會先在內部試聽會上播放。由講述者口述的故事，是整個節目的核心，如果沒有和講述人做好交流，讓故事本身不夠抓人，整期節目有可能廢掉。”寇愛哲說。

在李志明看來，訪談類播客節目，也并非用一句“聊天”便能概括。

“就拿《日談公園》來說，我們希望節目做得像聊天，從確定嘉賓、前采、熱場、錄制節目到兩次剪輯，看似輕松的節目背后是有著很多企劃和設計的，所有的準備工作，都為了一個目的：讓嘉賓放下防備、袒露真實，在這個過程里，也會有不確定性出現。”李志明說。

李志明曾在多個場合提到《南鑼鼓巷消亡史》這期“未完成”的播客節目。2019年2月，他邀請兩位相識十幾年的朋友在秦皇島回顧她們在北京南鑼鼓巷度過的時光，以及各自對人生道路的選擇。

“4小時的錄制一直很順暢，但最后收尾時，一位老友說完‘我所有的叛逆都給了南鑼鼓巷’，突然哭起來，又說‘也許當年我選錯了’，這時，電話鈴聲突兀地響起，是充當錄音室的酒店房間到時間了，節目戛然而止。當時我覺得節目是失敗了，隔了7個月，我又重聽了一遍錄音，意識到最后幾分鐘的情感宣泄是訪談過程里各種情緒不斷累積的結果，非常真實，剪輯時就保留了這部分內容，并做了一點偏電影化風格的處理。節目上線后，幾百條評論都提到了結尾。”李志明說。

播客商業化：從小眾突圍

2018年下半年，《日談公園》正式獲得第一筆融資，這也讓它成為業內第一家接受機構投資的播客節目。

在商業化探索上，《日談公園》嘗試了內容付費、廣告、電商服務等多種路徑。“廣告是主要收入，除了在節目里穿插口播、貼片等廣告之外，我們也會提供整期定制、品牌播客這些泛廣告內容服務。”李志明說。

在這個過程中，李志明能明顯感覺到，播客的市場環境在發生變化。

“2017年左右，我們還在苦惱每次接觸新客戶，都要先講一下什么是播客，然后再介紹我們的節目，兩年之后，這樣的問題基本不會出現了，廣告客戶和平臺方就是沖著播客來的，當然，業內競爭也變得激烈。”李志明說。

近兩三年來，除了個人創作的新生播客節目，不少內容機構和媒體旗下也推出了播客節目，如新京報書評周刊的《反向流行》、中信出版·大方的《跳島FM》等。

值得留意的是，音頻平臺在鼓勵播客創作上做出了一些嘗試，如小宇宙、QQ音樂等平臺引入多檔獨家付費播客節目；汽水兒為創作者提供一對一服務、在廣告收入上選擇更傾向于創作者的0分成方式等。

部分播客從業者也在試水播客經紀業務，如《日談公園》發起播客聯盟“日光派對”，陸續孵化了《日知錄》《天地無用》等播客節目；播客公司Justpod旗下也有數家播客節目，如《杯弓舌癮》《不合時宜》等。

“這就和運營唱片公司是一個思路，對于單純簽約的節目，我們只負責幫忙對接商業活動，內容創作還是他們自己完成，那些經過我們孵化而成的播客，在內容和商業上合作的范圍要更廣一點。可以說大家都在利用各自積累的經驗和資源，去探索播客在商業上的各種可能性。”李志明說。

2021年，《故事FM》節目拿到融資，寇愛哲選擇搬出孵化機構成立公司，團隊也逐步擴充到19人。

“獨立出來后，第一年收支還沒有打平，目前主要支出是人力成本，九成收入是廣告費。”寇愛哲說。在他看來，故事是《故事FM》的根基所在，收入模式多元化也要著眼于故事本身。

“根據我們統計，最近播出的故事里聽眾投稿大概占了一半，那么除了節目本身，這個故事庫是不是還有其他發掘空間？從這個問題出發，我們開始嘗試全權代理講述人的版權業務，目前在影視劇和游戲內容產品方面已經有所進展。”寇愛哲說。